2010年8月至10月

    我在广州帮别人的活动拍纪录片的那一个月，也就是在2010年的暑假之中，各种大学的志愿者团体到我们板烈小学来开展活动。在开学前14天我回到板烈的时候，学生告诉我这些事情。他们说，来了三匹人。一匹给学生补课。另一匹人从什么地方拿到了学生的花名册，去学生的家说自己是被我派来做调查的，让我的学生觉得我这个老师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他们还开了一个晚会。还有一匹，因为板烈小学已经被前两匹占领了，所以到我乡的中心校去开展了以游戏为主的10天的活动。
    前三年也发生过一次外来人在板烈开展活动的情况，但这次是最多的。包括一些非团体的访问者，来的志愿者数可能有几十个。但由于我在广州帮别人的活动做摄影，我没能见到他们。
    在接下来的学期中还来了几个说要长期呆下去的志愿者，但我没有跟她们接触，没有跟她们来往，所以也不知道她们的事情。没有来往也是因为她们跟以前来的志愿者有些不同。以前来的是因为我，她们是以一种感到我这个人不可思议的心态来的，引起了我与学生对她们不少的反感。但听同事说，现在来的大部分志愿者带着如何改善的意见和热情来的。这样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以前好象在睡眠中什么都不知道但不断在行动之中的状态开始改变。
    现在的志愿者在我们学校的影响力比我7年的影响还要快。 学生也感觉到我慢慢离开，慢慢退出的过程，他们也感觉到：现在是新来的志愿者在做事。所以，学生也就跟着她们走。新志愿者对当地老师的影响也更大。还有，现在有一个大学生组织准备给这些志愿者设计和建设一个专门的宿舍楼。
    跟我最熟悉的学生刚毕业了，我就有了一种好象结束了某种生活的感觉，而且外面的世界通过那些志愿者团体也进到了板烈来，包括外界社会对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也包括监控器、校服，等等。本地本有的思维慢慢地被排斥掉，那也就是最近增加的外来关注造成的。原来的那种被忘记（没人在乎）的感觉变成了一种被外界重视后才忘记的感觉。比如有一个五年级学生，他经常忘了上课，是因为他在山上抓蛇很忙。有一次老师问他“7加8等于多少？”他就用他的手指来数，然后说“我的手指不够”。现在到了六年级，他爸爸感觉到外面社会的竞争，就把儿子送到了县城“最好的小学”。合适吗？
    新志愿者起到的改变好快好快，不过有时候也就是太快了。有的会为难当地老师，要求他们来做些无法做的事情，使得学校的忍受能力也很快就没有了。每次有志愿者来教训本地老师的时候，留守儿童的心也就变成一个留守的心。
    志愿者从外界带近来的这些因素不仅进入和改变了板烈人的氛围，同时也再次进入和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上次是农村人改变了我，现在好象是城市人开始改变我，但是很慢。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可能很喜欢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讨论农村、讨论与当地老师的关系等问题，但我从来不参加讨论，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对同事是百分之百相信的。我相信他们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他们也相信我。我们从来都没有过互相的疑问，只会偶然的说说自己的课堂上或课外发生的事情，让同事在心里有数，但讨论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舒服，我们从来都不会要求同事跟自己具有一样的看法或行为。但在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在我们学校据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作为城市人的他们才需要一些新的想法，农村人需要的只是不离开的人。
    在2001年来这个地方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观察方式之外，我也没有从外面带自己的想法，只是被吸引进来、感受了这里的生活、有了认识后也有了感觉，就知道这里需要什么并去做。这样一来就没有了冲突。假如我带自己的想法进来，因为不适合，问题一定会出现。被客人改变了的日子再也没有原来那么自在，村民会不熟悉自己的家。客人是做不了主人的。
    在我身上引起冲突的事情却不是这个，而是：我周末从学生家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会发现有陌生女人在我的房间里等着我。在这种时候，我与我的老婆我还是很难建立我们两人正常的家。虽然我们没有条件去成立像别人一样的家，虽然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能住在一起的房子，虽然我们没有条件养自己的孩子，但我们毕竟是结过婚的，这需要被珍重。 由于条件限制，别人不容易发现，但在8年前，也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比爱情更永久的东西让我们决定要在一起。

    暑假最后的10天，我又呆在了我学生的家里。在这一段日子，我终于学到了放弃我与他们最后留下的不同、放弃最后留下的距离。接受全部与他们一样的。这也就是学会放弃所有的担心，学会放心。有的学生问我“你怎么那么地勇敢？”他们很欣赏。其实，我在这几天之内什么都没做，也没有想做，而只是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我学到的也就是学生在我身上做到的。这一点，我在广州最缺少、最难找到、最想念的生活。
    我在广州总是被别人担心，无法放下自己。城市人找不到安全感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太担心太害怕。一个人越担心，他越找不到安全感。所有对所谓现代化的追求也就造成这样。还有，超大规模的学校、超大所以不熟悉的城市，都有这样的作用吧。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他们也说一定要帮我搞定一些我觉得不可能的、不现实的个人事情。有的想给我创造办法，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不想利用那种非常规的手段，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既然，我们的社会需要公平的制度，那我就要接受这种制度所带来的事实。
    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只要放弃结果，只要不想追求自己想象中的某种结果，人就会变得很自在，很放心。在板烈，我对生活、对命运、对学生、对我走的路和住的家都越来越放心，是因为我没有了什么要达到的。但在城市，我还做不到这一点。学生也有类似的感受。他们告诉我，在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自己上山体验的动力，只看了电视而已。
    我在这里得到的很多很多。我做的本来都已经满足了我，现在还能在这感受，真是附加给我的礼物。唯一失去的是我很多年前曾经有过的目的或想法。只要一个人没有了什么想达到的，不管是消费、知识还是目的，他就会感觉到很多，都来不及感受这些感觉（我认为，我们以“想达到”往往会另造一个假世界来盖住本来能感受到的东西）。
    有的人不相信我真的没有了目的。他们会邀请我在一千多个校长的面前作报告，或者让我做其他去影响更多人的事情。他们说，这也就属于我的本意，想影响中国的教育，让它变得更好。但我哪能判断什么是更好，什么是不好的教育？所以，当有人用我的名义去搞影响力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不想影响，也最怕去影响别人，因为影响带来引诱、犯错误等危险。我最希望的是，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追求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在今年的秋季学期，因为给我留下的时间不到一个学期，在学期的中断不好换老师，所以我就没能继续给学生上课，只好帮广州的老板做他纪录片的剪辑工作，只不过是在板烈做，使得我晚上能睡在学生的宿舍（是他们论来邀请我的）。在剪辑纪录片的工作上，我负责具体的技术操作，另外还有一个专业的编辑负责编导工作。
    另外，广州的老板给我送了一个有摄像头的MP4，学生很喜欢。在这段日子，我的学生就用了这个MP4来拍他们生活的录像， 而为了把这段日子、这个满足我与学生想经历和感受各种情况的愿望、这个附加给我的礼物再送给你们，我就用老板送来的台式电脑把学生拍的和他们在去年编的歌曲《还有谁在乎我》结合在一起。这首歌的名字不是从我的角度来取的，而是从我学生、从留守儿童的角度取的，毕竟歌词全都是他们写的。 然后，这个MP4也就像所有来到农村的东西一样，刚买了一个多月，按键全都坏完了。
    7年前我刚到板烈教书的时候， 经常有学生控制不了自己愤怒的情绪，就把别人打伤了。当时的愤怒就包含了一种要伤害对方的目的，才有了满足，但现在都不一样。现在发生冲突的学生也会互相对抗一段时间来满足自己心里的平衡需要，但只要说 “打够了”， 他们马上就能分开，不留下那种愤怒的心。假如我完全不让他们打，他们心里还是不平衡，会继续想。因为学生跟我建立的感情，我对他们的教训就会伤害他们的心，也会伤害到我的心。别人（比较陌生的人）的教训伤不了他们的心，因为别人与他们是无关的。
    但他们的身体还强于他们的思维。他们是这样表达的：“我的手痒，我的手想做……。我的嘴巴让我买……、想说……。我控制不住。”他们的思考还没能调整身体的本能、欲望、动机等意志。最近几年，他们的野心只能增加，毕竟他们都变成了很少接触到大人的留守儿童。

2010年11月之后

    因为媒体造成的事件，我必须回老家两个多月。但在老家的这一段时间，我也能陪伴 3 年多没见的父母和 7 年多没见的工作在非洲的妹妹。在这，我也才能去看一年之内收到的无数个电子邮件。
    在老家里，我看到了一些以前留下的资料，一些我以前想实现的事情，特别是在 1997 年的那段时间。这些事情全都失败了，失败得非常严重。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失败，但现在回忆就能看得很清楚。假如我当时就成功，假如我小小的想法当时就被社会接受，我不成熟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大，并会让我作为这件大事的领导者。这种在社会上成功的结果并不是我的成功，因为本来最同情最愿望跟他们在一起的穷的留守儿童，我就更接触不到。本来寻找的人群虽然会得到关注，但离我更远，而我自己就会变成我不喜欢的那种人。这是办事并被接受的成功路（只有做大才可能被批准）。但这条路不是我的路，不是我在潜意识中追求的路，所以我的命运在当时只能让我重复地失败。通过重复的失败，我慢慢的磨练和发现我真正想追求的那种方式。我当时的想法是空想的，一点也没有感受的根据，而通过失败，命运就给我指出了我真正想走的路和方式。也就所以我接受任何失败。我知道，不接受是迷路的。
    今年又有很多我学生的父母春节不回来。为了陪伴这些学生过年，我暂时用旅游签证又回到了他们的身边。我做过的本来都已经满足了我，现在还能在这里感受，真是附加给我的礼物。唯一失去的是我很多年前曾经有过的目的或想法。只要一个人没有了什么想达到的，不管是消费、知识还是目的，他就会感觉到很多，都来不及感受这些感觉。只是以“想达到”，我们往往会另造一个假世界来盖住本来能感受到的东西。
    在我刚刚回来的时候，被媒体报道吸引到板烈的一个志愿者自行了一些不能在学校做的敏感又极端的事情。他没有分清楚义务性的教育与自愿性的信仰，引起了有关安全部门的注意。他们跟当地老师吵架，使得整个学校都无法上课。还有人因为我就到学校，要求学校按照她的想法来做试验。。板烈在志愿者的影响之下改变。是外来的影响使得板烈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也是外来影响给我带来了新的任务：我需要帮助当地人承受被城市人带来的各种事情，毕竟是我的存在才造成了这些事情。
    在2011年的春季学期，我一直都生活在板烈学生的身边。学生一直盼望我给他们上美术和科学课，而学校没有老师去上美术和科学课的事实还强化了这样的需要。我也一直都很想与学生共同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化。但由于影响太大，我一直都得不到能合法做事的身份，所以除了自己来编一些歌曲之外，我一直都不能做任何事。
    我能作志愿者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媒体点燃的“炸弹”。所以，我再也不能跟学生做创作，再也不能做研究或其他影响到任何人的事情。既然犯了错误，就要接受后果。所以，我仍然能生活在学生的身边在这个非常时期里算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为了大家和谐的生活，为了和平，我愿意接受任何改变，也愿意变成我现在的只能被动的人。我接下来需要做的只有接受。没有接受能力，我也无法去帮助社会的团结。可能只有这样，只有发挥更大的接受能力，我的行为才能有利于和平。
    到了暑假之后，《长沙梦创公益文化发展中心》以聘用我的方式来解决了我的身份问题，而加入一个组织也就是唯一能留下的机会（法律不允许我自己负责自己的）。这样一来，我也有了适应城市社会的必要，而适应城市的过程是一种放弃自己方式的过程。我虽然能以作为它们员工的方式去研究留守儿童与志愿者的关系，但在城市的社会中，我也感受不到我研究对象的需要。在一个团体里为别人的事情服务，那是我所愿望的，但城市社会对人的影响让我慢慢地放弃自己的追求。为了让组织久不久派我回到我学生的身边，我就愿意接受。
    我接下来的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成果也不是我个人的，所以由我所在的组织与他们的合作伙伴（园善合作社）来发表。